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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、悠长,而且几乎等节拍,认为不正确时,他会嘿嘿而笑,摇头,说:“完全不对,完全不对”
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,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,他立刻拒绝了,并且说:
“晓风,你要知道,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,完全不同的,一点相同的都没有!”
“好,”我不服气“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‘一无可比’,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!”可是老师不为所动,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,没有比较的必要,也没有比较的可能。
“举例而言,”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“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,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——而且,常常还是黄色的,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?”
“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。”
奇怪,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,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。后来,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,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,而师生,也仍然是师生。
有一阵,报上猛骂一个人,简直像打落水狗,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,其实说“请教”是太严肃了些,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(他真的聊一辈子天,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),他绝口不提那人的“人”却盛赞那人的文章,说:
“自有白话文以来,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,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,此人当数第一!”
“是‘才子之笔’对吗?”
“对,对,对。”
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。放下电话,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,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,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。
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。
“我告诉你,”他忽然说“大凡骂人的人,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,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。”
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,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,但细细推想,也不是毫无道理。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,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。
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,那晚演上本白蛇传,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。
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,衬着银发发亮,师母一向清丽绝俗,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。
不知为什么,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。
“救风尘写了没?”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。
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,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。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。”
“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,”他曾感叹地说“实在是悲剧啊!”几乎每隔一段时间,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“救风尘”的事,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。
“唉——难啊——”
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。
“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——打谱太重要了,后来赵先生死了,现在要写,难啊,平剧——”
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,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,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!
“这戏写得好,”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“是田汉写的。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——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。”
“明天我不来了!”老师又说。
“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!”“这戏看了太多遍了。”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。
我不再说什么。
后来,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。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,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,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,不知道回家的路。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,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。
悲伤的是留下来的,师母,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,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!
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,说她“孤意在眉,深情在睫”“孤意”和“深情”原是矛盾的,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。
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“孤意”有其“深情”的人,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,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,而他的深情,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,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,浩瀚森森